澳門公共知識份子的缺位

澳門日報2006-10-08

“一個社會的進步與落後，與知識份子，尤其與公共知識份子，有至關重要的內在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社會能不能發展，以及發展的程度如何，相當程度地乃至於極大程度地仰賴於公共知識份子的價值取向。”（引自鄭貽春《公共知識份子的使命》）在澳門政治、經濟、社會處於急劇轉變的今天，公共知識份子作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引自《維基百科》的釋義）的理性聲音和批判力量，對社會的發展尤為重要。遺憾的是，澳門這股力量尚未成形，究其原因，是澳門獨立的知識份子太少。

顧忠華導讀《知識份子與當權者》一書時提到：“知識份子與當權者應該保持適當的距離，才能夠扮演好‘異議者’或‘批判者’的角色。”但澳門的知識份子要做到這一點卻非常難。

一是基於歷史與現實的因素，公共行政體系幾乎壟斷了社會上所有的知識份子；尤其是本澳的學術和研究機構，基本亦屬政府的架構之內。

二是即使仍有“漏網之魚”，政府可以透過多如牛毛的諮詢組織將其網羅在內。換言之，遊離於建制外的知識份子可謂鳳毛麟角。

這種非遊離性，形成澳門大部分知識份子在現實當中難以堅守與當權者“疏離的傳統”（顧忠華語），造成澳門“異議者”或“批判者”的角色缺位。這一缺失在急速發展的社會中所湧現的弊端越來越明顯，體現在許多重要的公共議題上，就是政府與市民、或各種利益勢力幾乎都成了“蹺蹺板”的兩端，無法擺平。

因為，“知識份子的特質，在於以開放而平等的方式針對議題進行說理……如果他們充分發揮了這個角色，社會議題就能獲得比較開放而合理的陳述，也為社會提供了較多的說理與討論的資源。”（錢永祥：《略談“公共型”的知識份子》）相反，若知識份子缺位，一些政策只能在局限的、未被充分討論的情況下制訂，難免有所偏倚和缺乏合理性。

政策措施的出台，必會牽動各方利益，若政府只從自身的管治角度出發、民眾只以自身的訴求為著眼點，兩者的矛盾實難以調和，故需要有知識份子展開公共溝通，並提供有別於官方的專業意見，化解認知的分歧達致共識；又如在許多公共議題上，各種利益團體無可避免會透過角力謀求自身最大的利益，限於自身角色無法超脫，較量的過程中容易引致議題的張力越發繃緊，故亦需要知識份子提供獨立、客觀和理性的聲音，以作平衡。

可惜，正正是公共知識份子的缺位，導致今日澳門社會一些重要議題成為備受撕扯的目標，人力資源、交通、舊區重建的問題，法律、行政、教育、醫療等改革，土地、城市規劃、公共房屋政策的訂定等，均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況。

正如錢永祥在上文所言：“在漢語世界，公共型知識份子的出現和成長，還是一個亟待努力促成的理想。這個理想，由於關係到社會生活的公共化、民主化，重要性並不亞於任何體制的改革、或者是民主的鞏固。”在澳門，公共知識份子的出現和成長，同樣有待努力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