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路線蝸牛式調整

華僑報2013/10/29

早前，交通事務局長汪雲表示，維澳蓮運申請破產影響局方今年調整巴士路線的工作安排，未來維澳蓮運的廿七條巴士路線只會微調，不會大改；至於兩間巴士公司的路線調整則不受影響。

由於工作繁忙，訊息出街時未有為意，同事轉告時暗中大呼一聲：不會吧！用這樣的藉口來拖延工作？澳門巴士路線調整講了多年，依然只聞樓梯響，二○○九年四月的巴士路線調整方面，僅新增了四條短線，前三條路線限於平日上班、上學高峰期行駛；並對七條路線作了調整，主要是強化了亞馬喇前地的轉乘功能，有關調整實無法回應社會對巴士服務的期望和要求。今年的調整方面，當局亦只將六號巴士線分拆，尚未對其他路線作出調整。可謂新瓶舊酒，毫無新意。

讀書年代多數步行，少有坐巴士，但這十一年的工作生涯，幾乎每日都與巴士打交道。澳門回歸以來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離島的急劇發展、澳門半島多個新社區群先後落成，居民的日常生活圈子大變，但巴士線網未有因應社會變化、新社區的建設和落成而作出較大調整，仍保有未發展前的漁村模式，如老牌的路線可謂幾十年不變，而且不少路線均相當重覆、冗長及迂迴，降低了運載效益，早已無法回應社會需求。

根據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政策（二○一○至二○二○）的文本，當局致力完善本澳的公共交通服務，希望在二○一二年，巴士路網全面覆蓋澳門半島居民生活區、百分之九十覆蓋離島居民生活區；巴士路線的彎繞以不超過一點六彎繞度為原則；市區巴士站點間距以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公尺為原則進行調整。

現在已是二○一三年，巴士路線調整方面至今仍沒有變革的魄力，缺乏整體的推行政策及執行時間表。居民搭車難的問題已日益惡化，巴士路線調整始終都要來一次陣痛，所以，維澳蓮運破產事件絕不能成為今次調整的絆腳石，尤其需有快速、直接、較少迂迴、站距較長的遠程巴士服務，滿足離島巴士的需要，以回應居民對巴士服務改善的期盼！

官員被調任之感慨

華僑報2013/10/22

上周工作期間，同事冷不防冒了一句：電信管理局局長陶永強被調任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由於事前沒有預兆，這一訊息還是帶給我不少的震動──吓，又一個我心目中認為具能力和魄力的官員被調職？特區政府有沒有搞錯呀？面對坊間的質疑聲，原來不是直面問題所在，解決問題，竟是選擇做鴕鳥，把官員升上神檯雪藏當是回應了社會的訴求？多做多錯、不做不錯，如此做法豈不是做了一個反面的示範，你叫日後如何還有官員會勇於承擔、用心為民？

我感慨，是因為澳門的局長只是執行官員，任何的重要決策肯定都是高層的決定，即使有錯，亦錯不在局長，何以要向他開刀？前勞工事務局局長孫家雄被調職時，我亦心有戚戚然。當然他家的裝修工程被發現有黑工一事，即使法律上開脫到，政治上亦難脫瓜葛，但他在工作上並無重大過失，之所以成為箭耙，無非是勞動市場上外僱泛濫、黑工屢遏不止，但誰人都知道，造成這個問題的根源是政府缺乏解決的決心和魄力，非乃他的個人責任。但既然社會怨氣難消，要求他下台，政府高層亦相當識做，“順應民意”之下將這個本人認為都算是有承擔的官員調離。

我感慨，是因為我覺得，一個政府如果只被民粹牽著走，不敢有所堅持的話，最終會令社會的火車頭逐漸駛進危險的境地而無不自知。

我心情沉重，是深感港澳政制缺乏制衡的健康機制，幾乎無機會執政的反對派，為取悅民眾，開出的支票可以無限的加碼；而要擔當全能角色的政府只能永遠被動地回應訴求，以追求彩虹橋下的掌聲，但結果似乎永遠都未孚民意。

美國開國之父詹姆士‧麥迪遜認為，“大多數政府官員應該間接選舉產生，使得官員和投票者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從而使政府不受民眾不穩定情緒的操縱。”港澳的官員當然不是直選產生，但回歸後政府任免官員已不知不覺受民眾情緒左右，這就是我擔心的根源所在。但感慨還感慨，現實永遠都不會因為有人感慨而改變，還是讓我感慨下去吧！

莊荷缺口不可開

華僑報2013/10/15

近期不少博彩從業員收到關於某外資博企已聘請三百名非本地大學生任職監場主任的訊息；亦有不少員工反映，該公司的賭場內確實多了很多疑似大學生的陌生面孔進行培訓，甚至有些已經正式落場工作。雖然有關公司曾經表示並無此事，而且行政長官亦一再重申，博彩業莊荷職位由澳門居民擔任是特區政府的持續政策，但是博企、學者不時有聲音要求莊荷外僱“解禁”，令到本地博彩業員工及家屬憂心忡忡。故此，工聯總會代表僱員促請政府在法律層面上，確定博彩業前線工作崗位，包括莊荷及監場主任等職位禁止輸入外勞，讓居民和博彩從業員安心，確實有其必要。

莊荷、監場主任及職業司機是目前明確不可輸入外僱的行業，保留這些職位不能開放予外僱，讓澳門人尤其是中壯年、學歷或技能相對較低的人士，有機會轉業、選擇薪酬相對優厚的職業，最重要的意義是可以令相關家庭的收入有所保證。而實際數字亦顯示，還有不少澳門人期望入行，故莊荷並非無人做，現階段政府實在冒不着犯眾憎，打開這個缺口，允許外僱擔任莊荷。

時至今日，從事博彩業的僱員已超過五萬名，要爭取這些相對高薪的職位繼續留給澳門人，穩定其家庭收入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收緊博企中高層職位的外僱比例，並設定退場的年期，確保本地人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所以，這些行業或工種開不開放並非關乎數量多與少的問題，也不僅是保障從業員薪酬福利的勞動問題，而是涉及整體社會穩定的原則問題。如果佔本地就業人口四分之一的博彩從業員時刻都要面對飯碗不保的心理威脅，憂慮家庭生計無以無繼，惶恐不可終日，試問社會何能穩定？家庭何能和諧幸福？博彩稅收屢創新高，但本地人難有機會晉升、向上流動，又何以算是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澳門的未來何有人才接續？本地人怨氣重重，經濟發展又有何意義？

勞動政策不應只是任由勞資雙方拗手瓜，而是必須要以社會的長遠發展為考量，為政者在思考有關政策時，不能不慎思政策開放所可能存在的衝擊。

維澳罪不致死

華僑報 2013/10/8

維澳蓮運破產事件引起社會極大迴響。團體代表紛紛在報章上贈言，“責維澳勿以公眾服務攞著數”，“抨維澳不負責任，促政府企硬勿回購服務”，“維澳退場未嘗不是好事”……

平情而論，雖然其服務仍與一般居民的期望有差距，但我認為維澳蓮運的服務罪不致死，對於其宣佈破產，仍感可惜。維澳蓮運的退出，不單單是本澳少了一間經營公司，而是意味著“當初以政府主導路線，引入更多經營者，提升巴士服務質素的政策理念”幻滅。因此，倍感慨嘆。

回憶運輸工務司長劉仕堯幾年前在立法會上的說話：“未來巴士服務營運公司只是履行合同條款提供服務，直接向政府收取服務費，新營運模式將大大減低營運公司之間出現的惡性競爭和路線資源過度重疊，有利於合理分佈公交線網的可達與覆蓋範圍，解決尖峰時段高密度班次的出行訴求；亦可因應各項大型工程的開展靈活調配線路，並可配合未來輕軌站點的落成使用，配以便利的換乘接駁。”可惜，經過幾年的實踐，除了班次有所增加之外，其他的承諾未見兌現，維澳的破滅，意味著這些藍圖已成空話。

日前，政府透露，“輕軌澳門段工程目前已落後一年半，相關工程正做最後評估，預料將推出數個澳門段路線方案，一至兩個月後將公佈和聽取社會意見。”估計有關讓步與新口岸倫敦街爭議有關。牽一髮動全身，原來，只要肯堅持，凡事可成真，有關做法相信會為輕軌沿線各區居民日後爭取“不要把輕軌建在家門口”起了示範作用，但願有關路線走向爭議無日無之只是本人杞人憂天。

本人曾一度天真地認為，澳門的交通問題雖然嚴重，只要輕軌如期落成，公交優先政策陸續落實，就會有曙光，但幾年時間下來，我卻發現這個“夢”正逐步遠離，我真的不知道，出路在哪裡？有甚麼人在真正地去解決問題？我也不知道，澳門社會的種種問題，除了深感“無力”、“無奈”外，還能做些甚麼？

難為了我們這些每日都要迫車、把生命中好重要的青春都要耗費在塞車上的澳門人。

近日，除了感慨，還有唏噓，之外，沒有其他。

繼續寒窗苦讀

華僑報2013/10/01

賭權開放後，澳門經濟急速發展，GDP屢創新高，但經濟繁華的表面掩蓋不了社會日趨突顯的心理失衡狀況，大部分居民並沒有因為經濟發展而感覺更為幸福、快樂，與此同時，社會的負面問題卻日趨嚴重，患各種心理疾病的人數更大大增加。

心理學具有三項使命：治療精神疾病、使人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充實、發現並培養有天賦的人。尤其是心理學近十多年的發展，已後二戰後主要是以人的心理問題、心理疾病診斷與治療為中心的消極研究方向，返回心理學本來的正題──使一切生命過得更有意義，關注的重點不只是局限於部分有問題的人，而是全部的人。這種積極、正向的心理學研究取向，要求心理學家用一種更加開放的、欣賞性的眼光去看待人類的潛能、動機和能力等；應對普通人如何在良好的條件下更好地發展、生活，具有天賦的人如何使其潛能得到充分地發揮等方面進行大量的研究。

在群體的層面上，則研究公民美德和使個體成為具有責任感、利他主義、有禮貌、寬容和有職業道德的公民的社會組織，包括健康的家庭、關係良好的社區、有效能的學校、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等。

積極、正向心理學認為，當一個人處於孕育著抑鬱、物質濫用或精神分裂等問題的環境中或其遺傳素質較差的情況下，要防止在其身上不出現以上問題可能性不大，但是在人自身存在著可以抵禦心理、精神疾病的力量，它們是：勇氣、關注未來、樂觀主義、人際技巧、信仰、職業道德、希望、誠實、毅力和洞察力等等。積極預防的思想是，要想預防工作取得成效，是去弄清如何在人身上培養出這些品質，在個體內部系統地塑造上述各項正向的能量，而不是修正缺陷，作被動式的個案處理。總而言之，積極心理學認為通過發掘並專注於處於困境中的人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預防。

這些研究取向正正切合當今澳門社會的現實需要。故此，本人剛花盡九牛二虎之力捱完碩士課程後，又自討苦吃地報讀了應用心理學博士的課程，繼續我的寒窗苦讀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