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26

點解要人向車讓路?

華僑報 2014/08/26

政府計劃於氹仔構建的基馬拉斯大馬路“空中綠廊”首階段由南京街至輕軌運動場站,各路口落腳點均設有樓梯和升降機或扶手梯,橋面計劃設置電動行人輸送帶;早前透露已聘請設計單位編製相關圖則,爭取年底前提出細化方案向公衆進行下一階段的介紹及收集意見。
作為該區的住戶,理應是“空中綠廊”最大受惠者,因為它距我家門口不遠,且完全不影響住屋景觀;但作為行人,我不斷反思,這一“空中綠廊”興建的必要性和實用性。我始終認為,“以人為本”才是道路設計的核心理念,興建行人天橋或行人隧道等輔助過路設施,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為保障行人安全而作的防護設施,絕對不便利行人,更對老弱傷殘人士的出行構成很大的障礙。
由於學識淺薄,特意上網作資料搜集,分析世界各地有“空中綠廊”意念的基建例子,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其一,在原有天橋、廊道或荒廢路軌上加以綠化;其二,在公園、綠化帶或名勝處加設空中步道,目的是方便遊覽、觀賞;其三,作為購物城或購物中心的連接,推動商業的發展,如香港中環的行人繞道。
但澳門這條規劃中的基馬拉斯大馬路“空中綠廊”,卻是為了便利車輛通行,要人向車讓路而建。更為重要的是,行人本來就可以在基馬拉斯大馬路這條路上暢行(當然要人車相讓),這一“人車分隔”的做法開了澳門逼人向車讓路的先河,在外地亦找不到先例,我始終認為,這條“空中綠廊”的興建,需要作更多的論證,而非拍下腦袋就出台。

而且,自動步行系統除了在機場或各口岸內會應用在“路”上,世界上幾乎沒有一條馬路上的廊道會設有自動步行系統的,手頭上僅有的例子就是現時號稱有成功經驗的“望德聖母灣大馬路步行系統”。但大家再想想,望德聖母灣大馬路整個步行系統才長三百五十公尺,花費已達四千五百萬元,基馬拉斯大馬路“空中綠廊”長約七百公尺,且按設計每一路口都會設有四組上落電梯,究竟造價及日後維護費用多少?實在值得大家認真計計數,也值得有關部門三思。





2014/08/19

傳媒與社會輿論

華僑報 2014/08/19

“二十年前,六四事件五周年,當時亞視新聞部從一間西班牙電視台買了關於六四的紀錄片,被管理層禁播。潘福炎與另外五個同事不滿新聞自由被干預而辭職,人們後來稱他們為亞視六君子。此後,六君子成為香港傳媒史上重要的模範,每當人們談起新聞自由,說起傳媒人應有的風骨,他們都是經典例子。”
潘福炎,半生為新聞拼搏,二○○五年正式退休後,從此少涉獵傳媒事,連新聞也少看,他明言,因為不喜歡現在的傳媒生態,“新聞機構本質也變了,做新聞的原則失卻了,或甚至根本不是在做‘新聞’。做新聞,要balance(平衡),要impartial(持平),我真係覺得做唔到。最暢銷的報紙,非常bias。唔係報紙來的, 唔係新聞來的, propaganda (宣傳) 所謂的新聞都由propaganda 而來,他們認同一件事,就去鼓吹、去push。”(節錄自香港《明報》)
我是讀新聞學出身,也做過一年的記者,亦經常向傳媒朋友自稱為“行家”,但坦白說,這十年來看著澳門的傳媒生態演變,對潘福炎的話深有感觸。潘說,“老細教落,記者寫一篇嘢,對一個人有指控的話,你一定要畀機會他辯解。但這些最基本的原則,看來現在都出現了問題。”科班出身的我,雖然新聞理論都幾乎忘得七七八八,但是,新聞採訪最基本的“平衡”原則──要做到三方求證,這個要求我還是牢記在心的。不過,若以此標準來衡量當今的新聞報導,究竟有多少算是合格呢?

本文無意對新聞從業員作甚麼批評,我只想帶出一個觀點,荊其誠及林仲賢主編的《普通心理學》一書中寫道:“社會輿論一般是代表群眾的傾向和綜合意見。”傳媒作為社會輿論的主要推手,其對事件的報導角度和觀點,很大程度上左右著輿論的走向。“由於輿論本身有許多客觀的合理因素,因此很容易為大家所接受。”問題是,“社會輿論有時是自發地形成的,有時是有意識地制造的。”到底傳媒在操作過程中,是否“有意識地制造輿論”就成了很值得關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政府會否只憑傳媒來了解輿論取向、並作為施政決策的依據?這就真正要考為政者的智慧了!



2014/08/12

從眾反應與民意

華僑報 2014/08/12

香港《明報》“政策不能盲目跟隨民意”一文中寫道:“不少人以為,只要政府聆聽民意,好的公共政策就自然可以出台。其實,公共政策制訂,不可盲目跟隨民意。有最強民意支持的政策,並不一定是最好的。這不是說民意不重要。民意當然十分重要,民意之於政策,就好像市場調查之於製造商。政府要明白市民的需要,包括需要的先後緩急,然後要作仔細周密和全面的分析,才能設計出回應市民訴求的政策。”
而諮詢,就是政府收集民意的常用途徑之一,近年也為澳門當局廣泛採用。恕本人冒犯,目前政府所做的大量諮詢並非如上文所言,作為“了解居民需要”的手段,卻往往淪為民意較量的“戰場”,人多者勝。再恕我懦弱,面對人多勢眾的一方,好多時,即使我有不同意見,我最終只會選擇“沉默”。但我發現,更多人卻是被輿論牽著走,產生從眾行為。
何為從眾?荊其誠及林仲賢主編的《普通心理學》一書中寫道:所謂從眾就是個體的評價、意見或行動服從團體的意見,依賴別人判斷的行為,即使在自己的觀察與別人的反應不一致時,也以多數人的反應做為自己的反應。
人們為甚麼會產生從眾行為呢?為甚麼不相信自己的感覺而相信別人的意見?因為在實際生活中,我們是通過別人才獲得了許多有關世界的信息,甚至有許多關於我們自己的信息也是來自於周圍的人。在實驗中人人們傾向於相信多數,認為他們是信息的來源,而懷疑自己的判斷,因為一般人們都認為,多數人的意見正確的機遇多,在模棱兩可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多數人的行為對個人來說也是一種壓力,有時能迫使個人放棄自己的意見而接受大多數人的判斷,採取和大多數人一致的行為,產生從眾反應。如果贊成某一觀點的人越多,社會壓力就越大,人們更容易發生從眾行為。

如果要收集意見,這種從眾反應就會考起政府,甚麼才是居民的真正需要?如果諮詢過程中,僅依循“誰嗌得大聲就贏”的定律,就會好容易走入政策死胡同,問題是,為政者是否有足夠的智慧應對?


2014/08/05

交通也用數字說話吧

華僑報 2014/08/05

近日輕軌諮詢再度成為熱話,家人飯間閒聊,一長輩慨嘆:“澳門根本就唔使起輕軌!仲要係無底洞!”我立即搭嘴:“以前我都係咁諗!但係澳門今時今日的發展,靠巴士根本解決唔到大量人流的運輸問題!”
2006年,在澳外僱人數約為六萬,平均每日入境旅客約五萬人次、巴士乘車人次約三十萬;2011年,在澳外僱人數八點五萬左右,平均每日入境旅客超過七萬人次、巴士乘車人次約為三十七萬;2012年,在澳外僱人數超過十萬,入境旅客人次與前一年相若,但巴士平均每日乘車人次逾四十三萬人次,可見,巴士乘車人次的增幅明顯與外僱人數成正比。今年六月,外僱人數已升至歷史新高,超過十五萬五千人,相信有關變化仍未即時體現到現時平均每日約五十萬巴士乘車人次上,可以肯定,有關人次數字將會繼續上升。
羅列一大堆數字是想說明,政府為回應企業營運需要批准輸入大量外僱,已不僅是影響到本地僱員的就業權益,有關負面影響已逐步擴至日常生活中的各個環節,交通首當其衝,租金以至生活空間等方面的影響亦日漸浮現。
正如李靜儀議員去年底施政辯論大會上“質詢”汪局長,“作為交通部門,你冇得限遊客、冇得限外勞、冇得限人口增長,你只係得配合,又唔敢限制車輛增長,究竟係交通承載力爆晒燈o既情況下,你有乜嘢出路?”
我是常“反”派,我反對政府要為企業外僱大開綠燈,反對遊客數量無限增長,反對澳門私人車輛繼續增加,不認為僅有的土地資源應再向泊車位讓路;亦不贊成建更多的行人天橋或隧道,要人向車讓路,令行人舉步維艱。但是,如果這些我都無法阻止,且社會要求政府先要改善到交通才可以限車的前提下,那我只有一個卑微的要求,希望輕軌可以儘快落成,讓澳門的交通狀況可以有一個扭轉惡化的出路。

不管你是否認同,我只是認為,輕軌研究論證超過十年,現在已不再是2003年還在討論輕軌起唔起的階段,亦不再是討論架空、落地哪個方式好的時勢,現在只能現實地決定選擇一條對居民最有利的路線,加速推行興建,除此,別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