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經濟觀

華僑報 2015/11/24

博彩毛收入巔峰時期每月達380億，現時行業出現較大調整，傳媒話語：“澳門博彩業的貴賓廳在過去一年受到重創”。行政長官話語：“是博彩業的深度調整，貴賓廳業績下滑嚴重，亦有很多中介人結業。”但看長官羅列的數字，作了保守及審慎的預算後，明年博彩毛收入為2000億元，即每月約166億元，所以他說，不代表我們的財政不穩健，也不代表我們擔心盈餘。

龍頭產業遇寒冬，但本澳整體經濟卻未見太大衝擊，而施政報告亦提及：“綜觀全局，澳門整體經濟運作健康，公共財政穩健，政府保持盈餘預算，各項大型建設有序進行，失業率仍保持較低水平，通脹有所回落，我們對本澳經濟的長遠發展仍然充滿信心。”

既然如此，又何會至“提振本地經濟、刺激內需”的層次？但是長官回應議員這個問題時，竟然說：“同意需要提振內部需求，經濟財政司方面將研究一系列提振經濟的措施，將會從幾方面大力支持，並會扶助中小企業；亦可考慮社會提出的建議，例如發放消費券，推動居民在本地消費。”

香港、台灣金融海嘯期間推出“消費券”救市之時，是整體經濟面對突如其來的衝擊，前景不明、居民消費不振，故企圖推出措施刺激當地疲弱的經濟。反觀本澳，這一年多來當局多次強調，博彩業進入調整期，澳門進入經濟新常態，此刻正正需要督促博彩業加快調整步伐，增加非博彩業的元素。特區政府當初把賭牌三分天下，主要是考慮引入專長於休閒度假及會展業務、具有開創博彩新局面的能力和魄力的新經營者，以此促進澳門的經濟多元發展。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博彩確實已成為澳門的品牌，但博彩業的多元、以至澳門經濟的適度多元卻始終未見明顯成效。若澳門博彩業繼續好景，相信難有動力促使博企轉型提升，現時的危機反而可以讓政府及行業適時清醒、促使企業化壓力為動力。情況就如一個人，肥到一定程度是需要逐步瘦身恢復健康體魄，體重剛減一、兩公斤時根本無需輸營養液。現時經濟才剛進入調整期，應該讓其順勢而為，出消費券“泵水”只會打亂經濟調整的步伐，經濟及行業難有健康的發展前景。

手機叫車宜變禁為管

華僑報 2015/11/17

Uber上月進駐本澳，民眾普遍叫好，卻遇到官方高調打擊，更有兩名受聘於旅行社、從事Uber叫車服務的司機被票控。警方指，“由於Uber車輛的營運沒有登記，屬非法營運，一旦偵破會作出檢控和處罰；而Uber並非旅行社，沒有經營旅遊車輛的權限，透過與旅行社合作的方式招攬客人亦屬違法。”警方又指作為執法部門，沒有權限討論能否修法令Uber合法在澳經營。

作為小市民的我，好想要求政府，與其要將Uber定性為違法經營趕盡殺絕，何不索性順應民意、完善法律、創設機制，讓Uber這類利用手機應用程式叫車的服務能合法在澳經營，解決大眾搭的士難的問題？

基於個人習慣和偏見，我甚少在澳搭的士，但見身邊朋友、以至媒體上有關的士的投訴越來越多：街上截的士屢屢吃“閉門羹”，預約的士服務又缺位，即使難得上到的士卻往往要受盡司機面色，真的有苦無路訴。然而，面對居民和遊客多年來搭的士難的苦況，交通部門卻不懂對症下藥，既不增發的士牌照，又不及時調整“電召”的士的定位和服務模式。

現時，交通事務局正就特別的士牌照進行招標，但有關要求仍然仿效過往的“電召”的士運作模式，講真，現在資訊網絡發達，按一按手機，有車、沒車？車牌多少、司機樣貌如何、多少時間到達預約地點？三、兩秒已一目了然，打電話叫車呢？對答需時，要記錄電召人電話號碼和所在地點等資料、再聯絡司機、再回覆，當中的轉折時間至少需要三、五分鐘，結果可能仍未必有車，試問，這樣的效率又點會回應到現在的時勢需求？

透過手機程式叫車這種模式並不是新生事物，在不少國家和地方已被廣泛應用，即使內地，不少民眾都是透過手機叫車服務（即專車）解決出行問題。民眾需求殷切，但專車卻“妾身未明”，一直欠缺合法的經營身份。有見“法不責眾”，政府於是變禁為管，繼上海發出第一個“專車牌照”後，國家交通部亦出台《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有意將專車服務規範化。由此可見國家對創新的鼓勵和包容。特區政府的官員，不知是否有這種社會發展的眼光和遠見？

官員開會分身乏術

華僑報 2015/11/10

特區政府轄下的委員會數量多不勝數，根據行政公職局二○一三年一月提供的資料，僅特區政府回歸後新設的委員會已多達七十三個（未計回歸前及這兩年新增的數字），當中多屬諮詢性質的組織。儘管今屆特區政府就任後，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刪減了兩個委員會的秘書處，以“厲行”精兵簡政的施政方針，不過，從日前行政長官批示設立“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的做法看來，“精兵簡政”的方向似乎並不包括各式各樣的委員會。

本人相信，能成為委員大多在其領域有一定代表性，只是本人心中一直有疑惑，到底這些名目眾多的委員會，在現有行政架構及運作機制之下，能發揮多大效用？

有個別委員私下向我呻，委員會開會僅是走過場，有關部門或官員對相關議題早已有既定立場或方案，開會只是循例讓委員知悉，即使有委員就一些議題發表了意見，亦不見相關部門採納，或解釋不採納的理由，久而久之，大家都習慣了“遊戲規則”，不願再作任何認真討論或發表意見，深感灰心的他，打算任期屆滿後請辭，以專心本職工作。

亦有另一委員會的委員訴苦，指其委員會的任務是就法律草案的內容提供意見，委員積極發展意見、反反覆覆進行討論，得出的一些結論本已寫入紀錄，但後來卻被委員會主席個人推翻有關決議，且不交代原因和理據，絲毫不尊重參與討論的委員，做法令人憤怒，亦導致委員其後都冷對會議，打擊參與的積極性。

特區政府委員會眾多，上述情況究竟是冰山一角還是個別事件？由於本人從未有資格參與，難以作出評斷。我只是思考，這些委員會主席，不少是由行政長官或主要官員掛帥，即使他們不用跟進具體事務，單單出席會議亦足以讓人難以招架；而其下級的部門主管，亦幾乎個個都身屬多個委員會，何有精力處理主要事務？難怪羅司長亦感嘆開會令其分身乏術！

事實上，委員會人數眾多，議題廣泛，開會時往往只能言簡意賅，泛泛而談，能產生真知灼見的機會有幾多？現時資訊發達，政府與社會人士溝通渠道眾多，若非有意將委員會當為點綴民主的花瓶，是否仍要透過這種諮詢模式“吸納民意”？值得當局思考！

經屋問題點解唔辯論？

華僑報 2015/11/03

上月底，有立法議員提出恢復經屋計分輪候制度的辯論動議。若動議獲得通過，只表示議員贊成就辯題作出辯論，並不代表一定要支持辯題的觀點和立場。本人對辯題有保留，但也認同要辯論。可惜動議最終在六票贊成、廿五票反對下遭到否決，連正式進入立法殿堂辯論的機會都沒有，怎不令居民失望？

若有機會辯論，我的立場是：經屋上樓難，核心不在輪候制度，關鍵是政府要增加公共房屋供應。

我承認，計分排序的方式確實可體現優先照顧最有住屋需求的人士，問題是，現時政府的經屋供應嚴重不足，按現時短中期規劃，只有萬幾個公共房屋單位；而新城A區規劃的二萬八千個公屋單位，最快亦要十年八載才能落成。如果唔比散隊，四萬個申請可能要排十年才能上樓。問題是，期間是否接受新申請？如果有新申請，後來者能否插隊？若否，即後來的人即使更有住屋需要，亦只能排在隊尾，分分鐘排十年八載，這樣與計分排序的施行理念相違背；若允許插隊，原來排緊隊的人，又永遠得個排字。可見，計分排隊的制度，在現有經屋供應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點都會存在不公平，如果貿然恢復，恐怕會衍生更多不公現象。

對比過往的計分方式，現時分組排序抽籤的方法確有不公平的地方，因為排在最前組別、不代表住屋需求最迫切，這種方式只是體現了政府優先照顧長者和殘疾人士的政策傾斜，而排在後面組別的申請者結果是淪為“陪跑”。所以，要解決經屋上樓無期的問題，關鍵不是輪候和分配的制度，而是如何保障經屋供應數量的穩定，這才應當是當局工作的重心。與此同時，政府亦有必要優化“遊戲規則”，根據實際申請數字，科學訂定各個組別的分配比例，讓各組別的申請者都有機會上樓。至於多人家團抽中一房的問題，政府亦要讓申請者有得揀房屋類型，而不是T1、T2、T3房都只能在同一條隊抽籤。

上述這些問題若能在議會辯論，可督促當局正視經屋上樓難的癥結所在，若因此而有助加快公共房屋的興建和土地回收，則是居民一大喜訊，為何要否決？投反對票的議員是否欠市民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