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唔安樂 真的傻仔

好唔安樂
2007/01/25


“我覺得好唔安樂！”肇事的士司機來我工作的地方求助，對於在交通意外中撞死一名男子深感愧疚，並希望能協助其向死者家屬送上慰問金以表歉意。隨行的兩名的士司機朋友，亦一臉疲憊，情緒顯然受困擾。

坦白說，看到相關報導當日，對於那名的士司機，我的內心是予以譴責的，畢竟人命關天，豈同兒戲？但當他來求助時，所顯現的那份不安、那份內疚以及想到他隨之而來所需面對的壓力和懲罰，我又難免心軟，寄予同情。正如他所言，“意外誰也不想發生，何況一條人命，心裡真的好難受。”我對此深有同感。

事件之後，還天真期盼嚴重事故可以暫告一段落，可惜，執筆之時，又新添兩名輪下亡魂，短短半個月已有四宗奪命交通意外，確實令人怵目驚心。正如有議員所言，血的教訓都不能令這些人覺悟的話，是需要有一些更加具體的措施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面對嚴重交通意外一再發生，當局有何舉措予以回應呢？保安領域今年的施政方針中提到：交通警務部門將持之以恆地透過執法、教育和宣傳的策略，全力配合城市發展和重整的規劃，調整新闢道路的交通安排，將“保持道路暢順、預防交通事故”作為中心，以交通安全的宣傳和教育作為重點。為了打擊非法駕駛，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除了利用現有各類監測系統，我們亦計劃在部分路段設置“視像監測系統”，並將著手有關閉路電視系統的研究及設計。

仍是千篇一律的講詞，仍是一貫的“執法、教育和宣傳”，除了加裝各種設備、加強檢控外，還有何對策？有何措施可以真正遏止嚴重意外事故的發生？到底交通意外是“老大難”問題苦無良策？還是政府缺乏改善的決心？

當局是否知道，人命豈同兒戲？



真的傻仔
2007/01/26

接昨日講題。因應交通意外頻生的問題，近年已有許多社會人士大聲疾呼，提出各種建議，要求當局予以關注，可是問題未見改善，更日見嚴重。與此相關的交通問題，亦備受民眾批評，甚至怨聲載道，可惜，市民有市民不滿，相關政府部門仍然是一如既往，安之若素。

又如住屋難的問題，樓價租金飆升，本澳居民安居夢難圓，屢屢要求當局加快經屋和社屋的興建、縮短輪候時間，可惜望穿秋水有關承諾仍是遲遲未能兌現。再如大型工程延期、預算超支、規劃不夠嚴謹等問題，一而再發生卻繼續在重蹈覆轍下去，認真考驗澳門人的耐性。

所以最近我一再呻自己“傻仔”，“真的傻仔”，不是嗎？澳門的許多許多社會問題，民間有民間反對、批評、不滿，但官員總有它的高明手段應對，置若罔聞有之、耍太極有之，甚至索性狡辯虛應，對此，我們又能奈何？

官員應有的魄力和能力呢？怎麼在好多事情的處理上我見不到？是我太心急、期望太高，還是有些人進步得太慢？是現有的政治體制窒礙了某些官員的發揮，還是部分官員根本就是不思進取？

政府的法律制訂和行政決策，必須以整體居民的利益為依歸，但現在某些政策取向，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但是，即使是如此，作為小市民，除了在茶餐廳發發牢騷、透過大氣電波發洩一下不滿外，我們又能如何？有甚麼途徑可以影響政府的決策？

由此帶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誰能更好地監督政府履行其職責？當廉署、審計署、甚至立法會都在自縛手腳，不能好好地履行其監管職責時，誰有權力和能力制衡政府的行為？尤其是當某些政策取向損害到整體居民的利益？我們是否有勇氣把夢想默默地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承擔起應有的責任推動社會向好？還是選擇繼續做一個名副其實的“傻仔”？

社保基金不兼具縮窄貧富功能

市民日報2007-01-24

本人閱完1月17日《濠江點評》愚丁《慎防變成“Ｍ型社會”政府應助三類人脫困》一文，有感而發，特撰文作出回應。

該文提到，“特區政府應該研究如何扶助三類人脫困，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以化解造成貧富懸殊的負面因素和壓力。”這一前提本人是認同的；但對於作者在“老有所養”方面指政府存在五大缺失的一些觀點，則想談談自己的看法。

無疑，基於本澳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本人認為極有需要盡快構建適合本澳實際情況的養老保障體系，這也是本人近期在不同場合一直強調的觀點；但在養老金的發放標準及年齡上，對社會上提出的意見則有所保留。限於篇幅，本文主要想釐清一些概念。

個人認為，對養老金發放的許多問題作出探討之前，首先需對澳門社會保障基金的性質和應兼負的職能有所認識。鄭功成在其《社會保障學──理念、制度、實踐與思辨》一書對社會保險作如下定義：“社會保險是以勞動者為保障對象，以勞動者的年老、疾病、傷殘、失業、死亡等特殊事件為保障內容的一種生活保障政策，它強調受保障者權利與義務相結合，採取的是受益者與僱用單位等共同供款和強制實施的方式，目的是解除勞動者的後顧之憂，維護社會的安定。”以此定義來作界定，社會保障基金應屬於社會保險的範疇。

他也在書中寫到：“社會救助的內涵，是指國家與社會面向由貧困人口與不幸者組成的社會脆弱群體提供款物接濟和扶助的一種生活保障政策，它通常被視為政府的當然責任或義務，採取的也是非供款制與無償救助的方式，目標是幫助社會脆弱群體擺脫生存危機，以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按照澳門現狀，官方的社會救助工作目前主要由社會工作局承擔。

由此可見，保障低收入階層和不幸者的基本生活條件、縮小貧富差別、推進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並最終消滅貧困現象，應是社會救助制度亦即社會工作局的目標，而非社會保險制度的職能。

故此，把希望寄託在只具社會保險性質而缺乏保險基金健康運作前提的社會保障基金身上，以圖透過一個保障項目的發放來解決年長一群“老有所養”的問題，個人認為純屬美麗的誤會。當然，如果政府有雄厚的資金支持，不惜注入巨資滿足所有人的訴求，相信亦未嘗不可，但社會保障基金日後的資金來源和可持續發展、給社會所帶來的經濟負擔、年輕一輩的承受壓力等深層次問題，亦需社會一併作出深入研究。

沒電困記 千里來鴻

沒電困記
2007/01/18


本來想接著上周的話題，繼續講有關審計報告的一些想法，可是最近這個多星期以來，都飽受沒電的困苦，所以忍不住要發洩一下。

上星期開始，家裡的電掣已不斷跳掣，時好時壞，近兩天終於到了“病入膏肓”的時候，大部分時間都陷入沒電的處境，所以不得不正視問題，找人來修理。

也為此，這一段時間日常生活受到極大的困擾，影響最大的是手提電腦因沒電供應而無法使用，對於我來說，手提電腦就等於手足，沒有它的話大部分的工作都得暫停。

朋友仗義相助，幫我逐一檢查了各個可能出現問題的地方，還向我講解了各種用電需注意的地方，我感慨地問他，“到底現在讀書是學了甚麼呢？我們這些所謂飽讀詩書的人，除了多懂幾個字之外，還懂甚麼？”他說，“是呀，是甚麼也學不到。”

我們這些新生代，學了一些知識、懂得了電腦、走進了網絡、似乎擁有了整個世界，但其實卻連最基本的東西都不懂，我們現在需要甚麼，基本都是用錢來購買，即使連一些基本的家務，相信也會越來越多由別人代勞。以後，我們除了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和靠這份工作賺取薪酬來維持我們的生活之外，還剩下甚麼？

沒有好好看過現代版《魯濱遜漂流記》，但如果現實中真的有城市人流落荒島的話，請問他除了靜待救星或等待死亡外，還能做些甚麼？他不可能懂得鑽木取火，他甚至連基本的煮食都不懂，更遑論其他求生技能？

沒錯，現在大家都在講增值，都在提升自身的知識文化，但是社會的弱技能化傾向也是相當明顯的，一段時間之後，這些技能性的工作，是否全部都要由外勞來擔任呢？或者我個人看電影看得太多，萬一這一天來臨的時候，而這些人又一起發動叛變的話，這個城市到底還由誰來掌控？

對不起，扯得太遠了，肯定是缺電太久的後遺症，大家原諒一下吧。



千里來鴻
2007/01/19

既然昨天嘮嘮叨叨講了一大堆，今天就繼續東拉西扯一番吧。

自從有了網絡之後，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似乎變得沒有阻隔，無論身在何方，大家都可以透過網絡面對面聊天，但是，隨著高科技的發達，人與人之間的真實距離是否真的會越來越短呢？

現在，很多東西我們都透過電子化手段進行，電郵、電話傳輸，速度無可比擬，但這些手段用得越多，人與人之間的真實接觸就變得越來越少。早兩日，收到大學室友寄來的一張賀年咭，寥寥數語的問候，已暖在心頭，這些需要閒致心情來做的事情，越來越少人做了，大家都更願意把一段段文字用手機、用電腦打好，複製，傳出去，無論多洋溢激情的話語，顯示的都是冷冰冰的文字，沒有任何人性化的感情在內。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到底是近了還是遠了？

以前有個習慣，過時過節都會好努力、好忙碌地做一些小咭片送給好友，近年來已沒有再做，主要是工作越來越忙，連僅有的閒情逸致也磨掉，和同窗好友的通信也在不知不覺間斷絕了，不是室友的這一張賀咭，我肯定不會再次提起筆給她回信。

龍應台說，筆是知識份子的權力。朋友戲說，“現在沒有筆了，只剩下一個mouse了。”我聽後會心微笑，覺得講得十分貼切。是的，現在的我，電腦就是我的記事本和筆，沒有它我連“寫字”的能力都沒有，這個年頭，沒有了電腦的我們，還剩下些甚麼？

早前台灣地震，震斷了港澳附近海域的海底電纜，電訊、網絡均大受影響，許多資料搜尋都沒法進行，工作亦大受影響，問朋友，是否擔心有朝一日沒有電纜？他笑說，“沒問題，將來可以透過衛星解決訊息傳輸的問題！唯一的風險就是遇到隕石撞擊。”聽起上似乎有點難以置信，但相信會成真。

可是，訊息傳播縮短的是空間的距離，但能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嗎？

潑婦罵街？無則加勉？

潑婦罵街？
2007/01/11


早前，某報頭版頭條大字標題寫著審計署指責衛生局醫療設備購置、使用、保養維修及報廢的“七宗罪”，包括有科室對醫療設備的購置欠缺周詳的計劃及考慮，使設備不能適時發揮其主要功能；在監督醫療設備購置方面，衛生局沒有為“醫院發展委員會”及“評估及甄選委員”制訂明確的職責及義務，使這兩個委員會不能發揮其應有之把關作用；對醫療設備的使用記錄重視程度不足，在選取的五十六個醫療設備樣本中，近一半的樣本不能提供確實使用記錄；部門對檔案管理存在不足，出現文件遺失、記錄混亂的情況；對醫療設備的保養維修工作，部門既沒制訂明文指引，亦欠缺完善制度進行有效的監管；部門沒有從速及妥善處理醫療設備的報廢，使其不能盡早及有效地發揮可用之剩餘價值；對醫療設備並沒設立評估機制。

但有關審計卻招致衛生局的強烈反彈，其回應指：“由於審計員沒有嘗試再進一步深入了解本局醫療設備的購置、使用、保養及報廢等軟件及硬件方面的管理和運作，只是簡單翻查檔案上的表面資料，或只聽取部門的部分情況意見而未作出深究鑽研和仔細分析，故最終的審計報報告文本仍欠整體上的客觀分析，以及如上所述我局不能認同的指責。”

審計署又對其回應作出補充說明，重申其職能之餘，亦對衛生局的回應作出評論，“這份回應的內容用了大量的篇幅，並以辯論的形式，反覆述及對本署審計搜證及分析方法的不同觀點，連篇累牘地表述自我評價良好，而且提交了大量重覆的數資料。”

說真的，看完審計署這一份專項審計報告，感覺有點難受。堂堂一個審計署和衛生局，在報告中互相不留情面的指責，和潑婦罵街有何差別？成何體統？政府尊嚴何在？

（審計餘波．上）



無則加勉？
2007/01/12

姑勿論審計報告是否有不善之處，但面對批評，是否可以虛懷一點，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去回應呢？

還記得幾年前，有議員就送外就醫的問題向衛生局提出書面質詢，結果第三天該局即舉行記者招待會回應，這種有違常規的做法完全是不尊重議員行使其法定權利的表現。根據澳門基本法第七十六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有權依照法定程序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可見，提出質詢是議員的權限，回答質詢是政府部門的責任。可惜，有關部門面對質詢卻急不及待地作出強烈的反應，明顯地是挑戰議會尊嚴的舉動。

這一次，上述部門對審計報告幾乎採取同樣的應對態度，衛生局在回應中明確提到，“惟我局只是在審計報告初稿中才知曉審計標準，例如醫療設備的詳細使用記錄、醫療設備的定期評估及設備維修保養制定指引等。這些我局尚未有足夠人員展開的工作，審計報告竟把該等項目作為審計標準並進行審計，在未有預先通知的情況下，強加這些要求到我局作為審計標準。這是有欠公允的，也浪費了審計署的人力資源。”有關評論，似有挑戰審計署職能的意圖。

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對於一個廚師，食客可以批評他做的菜式缺乏創意、色香味不佳，但卻無權質疑他煮菜的本身職份及做法；同樣，對於審計署，其職能之一就是對審計對象在履行職務時所達到的節省程度、效率和效益進行審查。這是不容置疑的。

雖然，審計署具有獨立運作的特性，只需對行政長官負責外；但其審計報告是向社會公開的，其審計結果是否公允、是否有份量，公眾自有定斷，被審計對象回應有關報告時客觀地申辯自身的立場和現實制約情況，會否比現在這種“死不認錯”的強硬措辭來得更令公眾認同？

難道有關部門五年都不夠時間學會轉彎？

（審計餘波．下）

外地生兼職紓緩人資，本末倒置？

澳門日報2007-01-04

是否應該允許外地大專生在本澳從事兼職工作，是一個關乎移民政策、就業權利、外地僱員規範制度的原則性問題，實不宜草率決定。《規範聘用外地僱員的原則》法案規定，“政府可透過行政法規訂定有別於聘用外地僱員一般制度所載者的條件，以許可及規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等教育機構就讀的非本地居民提供工作。”若日後條文得以落實，意味著本澳的就業市場將正式向非本地大專生開放。

因應這一問題，本人想循兩方面討論：

其一，透過《規範聘用外地僱員的原則》法律訂明，準以行政法規“許可及規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等教育機構就讀的非本地居民提供工作”是否適當？

綜觀世界多個國家的相關規定，非本地學生能否在當地讀書時從事兼職工作，需看該地移民政策的取向，受移民法規限。且海外生獲簽證後一般須在當地移民局申請工作許可證，才可合法工作。雖然本澳正試圖透過制訂法律法規規範外地僱員的聘用制度，但外地僱員與非本地大專生的身份有根本性的區別。前者乃來澳就業、後者乃來澳就學，以此籠統地歸納於同一法律之內，意味外地生的身分等同於外地僱員，似乎有混淆概念之嫌。

移民政策豈可兒戲

其二，本澳是否應該允許“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等教育機構就讀的非本地居民提供工作”？如文章開頭所言，這是一個關乎移民政策、就業權利、外地僱員規範制度的原則性問題，應該獲取社會廣泛的共識之後再行決定。

本人認為，討論這一問題之前，必須要明確本澳就業市場向非本地大專生開放的目的，因為“開放的目的”直接決定其規管的模式和可工作的範圍和時間等。無疑，現時不少國家均容許非本地學生在當地讀書時從事兼職工作，且有逐漸放寬限制的趨勢，但有一點不得不提的是，無論是放寬入境限制、增加外地學生的就讀額還是允許兼職等，無非都是希望在不斷增長的全球高等教育市場上保持競爭力，分一杯羹。如英國，1999年宣佈實施一項五年計劃，希望能吸引七點五萬名外國學生到英學習，使英國在國際教育市場中由百分之十七提高至2005年的百分之廿五。

兼職制度從嚴管理

同樣，法國亦從2002年開始，以內部行政命令方式悄悄放寬了外國學生的工作申請許可，其規定對於外國學生於求學期間兼職或學業結束後留居法國工作皆抱持較開放的態度。為便利外國學生就讀期間兼職工作，該行政命令也明確要求簡化申請與審核程序。不過，因為國際學生到法國主要還是以求學為主，因此法國政府並不鼓勵國際學生在法國打工，也因此設限較多。即使有關限制逐漸放寬，國際學生如果想在法國讀書期間打工，必須向法國勞動部申請“暫時工作許可證”，但是到法國讀書的第一年，新生是不能申請工作許可，因為在到法國以前，法國會要求學生提供財力證明，說明有足夠的經濟來源供自己在法國生活。

與此相反，愛爾蘭則收緊有關的限制。其在2004年底，公佈了針對非歐洲經濟區國家留學生的留學政策、學生簽證及工作許可的新規定。按新規定，除註冊攻讀愛爾蘭教育科學部認可的證書課程且學習期限不少於一年者外，2005年4月18日以後進入愛爾蘭的、來自非歐洲經濟區的留學生將不得進入勞動力市場，包括學習預科課程（如語言課程）的學生。

增高教競爭力為本

近期，香港提出將主力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以吸納外國尤其是內地的優秀學子，增強香港人才的競爭力。教育統籌局長李國章早前表示，將通過研究放寬外地生兼職、入境限制及進一步提高非本地學生學額等措施，發展教育產業。

可見，其他國家和地區在會否放寬外地生兼職的問題上，除了需考慮不對當地的就業情況造成衝擊外，更重要的視角是放在提升高等教育的競爭力之上，且只是作為吸納人才的眾多措施中的一環。反觀澳門，言論的主流卻集中在如何透過開放外地大專生兼職來紓緩本地人力資源緊缺、填補本地人力不足，完全顛倒了問題的主次。

總而言之，本人認為，不論是本地還是外地學生，其主要任務是學習，無論任何政策的改變，都不能影響其學業；本地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可透過外地僱員作為補充，而不能將學生兼職混為一談。作為增加本澳高等院校收生吸引力，在獲得社會的認同之下可以考慮允許外地生在澳兼職，但必須作出嚴格的規管；在引入本澳所需的人才方面，本人認為需考慮對現有的專才輸入計劃作出調整和修改，以增加吸引力及可操作性，回應經濟發展的需求。

寫在前面的話

寫在前面的話
2007/01/04


我覺得，寫專欄就像是為讀者打開一本以我視角寫成的書，不管文筆優美與否、內容是否精采，我在這裡寫下的，就是我的想法和見解。

雖然一直都有寫文章的習慣，文章也不時在報刊上刊登，但每次執筆，仍是戰戰兢兢，因為不知稿件會否被編輯採納、不知是否能引起讀者的共鳴、不知大家是否會覺得不知所云……直到稿件刊登後忐忑不安的心才會定下來，而後者的擔心則無能為力，因為我只能控制我所寫的內容，卻不能掌控別人會如何解讀我的文章，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一篇文章都認真以對，字字斟酌。

無可置疑，寫專欄比投稿會有更多的壓力，因為投稿可以想寫就寫、不想寫就不寫，有空就寫、沒空就不寫，有東西有想法才寫、沒靈感就可以不寫，但專欄就不行，每周限時限候，不管你狀態如何、忙碌與否、腦袋虛實，總之就得寫下去。就像這篇卷首語，枯腸搜肚一個字一個字擠出來，痛苦。

無論壓力如何，既然答應了，孺子牛就會在今天起和大家見面了，我只希望這隻牛能堅持下去，筆耕不綴。

龍應台在《是野馬，是耕牛，是春蠶──為雲門三十年而作》一文中寫道：說得出、做得到的人可是少數。尤其是文化人，通常多是“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愈是天馬行空、創意奔騰如野馬的人，愈難做出事情來，因為“做事”，需要的是謹慎仔細、步步為營、耐磨耐操、永不放棄的毅力，像耕田的牛。同時具有野馬和耕牛性格的人，簡直就如絕崖峭壁上的紅牡丹，難得。

對此深有同感。作為一名讀書人，也常常喜歡天馬行空卻少實際行動，以孺子牛為專欄名就是希望時時提醒我，要實踐自己的理想就得坐言起行，做一個說得出、做得到的人，即使遇到困難挫折亦需有永不放棄的毅力。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頭願意默默耕田的牛。

是為序。



傳單＝瘟疫？
2007/01/05

基於工作關係，這年多以來，不時都會外出在街頭派發刊物，皇朝、新馬路、高士德、黑沙環等都曾停駐過，而過程中的所見所聞所想，也希望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二。

不知大家有沒有在街頭派傳單的親身經歷？沒有的話我可以告訴你，這種經歷一點也不好受。你能想像嗎？只要把一疊單張拿在手裡，往街上一站，在某些人眼中，就像染了瘟疫的病人一樣，避之唯恐不及。有些人急急地繞路走、有些人乍作視而不見、有些故意拿出手提電話講電話，個別人甚至從嘴角擠出一個不屑的微笑或投下一個鄙視的眼神。

對於這種種反應，其實我的心真的很難受。

我傷心的不是我這份刊物受冷遇派得少，因為我不像一些商業宣傳單張派發員，以張數來計算我的報酬，我傷心的是，為甚麼大家可以對身邊的事情如此麻木不仁。我認同，這些宣傳刊物不見得每個人都會感興趣，我也認同每個人對自己不感興趣的東西都有“say no”的自由，但為甚麼要把我當成像瘟疫一樣躲而避之、不屑置之？只要隻言片語的拒絕字眼、一個搖頭動作、一下手勢、甚至一個不接受的眼神，我都已心領神會，亦相當受落，為甚麼連這也是苛求？

而那些人，按觀察基本上都是受過教育的白領人士，我不禁搖頭嘆息，難道這些就是澳門的中產一族？是怎樣的環境培訓出這樣的人，可以對社會冷漠如此？

我們常常聽說北區的居民素質低，但透過派發刊物的接觸，我卻不大認同。素質有許多方面，除了體現在是否注重個人衛生、公共地方清潔、談吐得體外，更重要的是應該擁有一顆人文關懷的心，他會關心社會、留意自己之外的身邊事、會關顧大局的發展，否則，一切的素養也是白談。

也許，這只是我的神經過於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