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出來的勇氣

站出來的勇氣
2007/04/26


這次的專欄，想從今早坐巴士的遭遇講起。

我乘搭的三號巴士走到提督馬路停站，一名中年婦人從中門上車，被司機喝止，但其拒不轉由前門上車還開聲罵司機，有乘客“睇唔過眼”幫口批評，同樣招來婦人的粗口問候。但這個時候車上再沒有人出聲附和，婦人似得勢地繼續大聲批評司機及“幫口”之人。好慚愧，我最後都不敢開聲捍衛司機這一正確行為，我心掙扎，如果那婦人再罵下去我是否該出聲，但她罵了一輪後似大獲全勝般不再罵下去，車廂內一切又歸於平靜。

但我還在想，為甚麼我缺乏站出來的勇氣？到底那個今次願意站出來被罵得狗血淋頭卻得不到聲援的人，下次遇到同樣的處境是否還會仗義出口相助？如果沒有，是否可以說，又消磨了一分正氣？

大聲就代表合理？不見得！但若沒有正義之士站出來批判不合理的東西，不合理的氣焰就會越來越猖狂。如果下一次，再沒有“正義”的人幫口，只剩巴士司機一人苦撐，勢孤力弱的他會如此堅持原則？再有如果，連那名司機都不再堅持，大家會否有恃無恐地從中門上車？那麼以後，乘客前門上車、中門下車的規則會否就這樣被逐點衝破，最後變得蕩然無存？

社會的原則，需要正氣的捍衛，但如果人人只求明哲保身，對一些不公之事都是緘默以對，正氣就會被一點點侵蝕；如果一些正確的行為得不到肯定，正義的範圍只會越來越收窄。當一個社會正邪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灰色範圍越擴越大的時候，誰能擔保下一個受到不公待遇時，還有誰願意仗義相助？

我時時在想，為捍正義、為存正氣，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但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有人不介意第一個站出來，但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甚至更多的人願意跟從嗎？如果沒有的話，第一個即使死得如何慘烈，仍不見得有任何的價值，不是嗎？


逃不掉的思索
2007/04/27

朋友的來信是這樣寫的：“上海的冬天終於過去了，這應該算上海最好的季節了吧。可是，我現在的工作狀態是不可能出去踏青春游的，基本沒有周末，每天到單位上班，就算不拍片編片，也要找選題，見採訪對象，帶實習生幹活，基本完全失去了個人的生活。”

“每天忙於眼前的一件事，不知不覺已到二○○七年了，想想都覺得有點可怕，別人問起時，我要告訴他們我來上海十年了，而實際在人生道路上並沒有做出過甚麼自己驕傲的事跡。原來覺得隨遇而安、知足常樂正是自己的優點，而實際卻發現那只是給無所事事、碌碌無為所找的一個藉口。”

“雖然正式工作才兩年不到，我已經常常想到要離開了。這麼說好像是挺牢騷滿腹的，不過我想不滿也是促使人長大成熟的重要動力吧。還是應該思考自己的人生，不要渾渾噩噩虛度光陰。”

來信的人是我大學時代的室友，也是那個人生階段最重要的友伴之一，在我心目中，她真的是那種萬事都隨遇而安的人，和我這種凡事都杞人憂天的個性形成鮮明的對比。但想不到，畢業後兩人天各一方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打拼了幾個年頭後，思想卻不約而同地走回同一軌跡──思考自己的人生。

當然，和我們有同樣困惑的人並不少，另一朋友來電說，不知為甚麼，現在好認真在想，到底人生是為了甚麼的問題。也許，無論地域如何、成長環境怎樣、過著怎樣的生活，最終仍是逃不掉對人生的思索。

聖嚴法師和龍應台對談時提到，“沒有信仰的人生，就沒有落實感、沒有踏實感，也沒有未來感。那樣的人生是很空虛的。有了信仰以後，覺得自己不是孤單一人，而與諸佛菩薩常在一起。”我們這些俗人常陷入迷惑漩渦中，是否正正因為缺少了一份信仰？如果是，那麼我們的信仰又是甚麼？

忍而不發 掩耳盜鈴

忍而不發
2007/04/19


當把這星期的工作趕完，又已到了周六的凌晨時份，專欄稿還未寫，只得繼續捱。

性格屬“唔激得”類型，一旦有某些傳媒報導或社會事件令我“火遮眼”，我就忍不住要拿起筆，或反駁、或評析、或陳情、或說理，寫文章來表明立場和盡訴心中想法。

政府在四月頭宣佈暫停置業移民申請，報章上評論不斷，包括：投資居留政策急煞，話停就停；移民政策朝令夕改，令投資者喪失信心；不惜干預市場來回應民意、平息民怨；政策暫停對澳門經濟及行業帶來衝擊，甚至引發族群矛盾，令澳門整體和諧受損等等。

但面對地產業界一連串猛烈的“抨擊”，我不斷提醒自己一定要忍，因為同事出差，這個星期只得一個頂三個，手頭上的工作排得密密麻麻，透過各方努力，慶幸還是應付了過來，但卻擠不出其他任何的時間來應對社會的種種是非。《訊報》專欄寫手了空，經常為寫稿而通宵達旦，令人佩服，但請原諒，這份忘我境界我還是達不到，因為體力和精神有限，若睡眠不足，翌日根本無力應付本職工作，所以只能捱到幾點就做到幾點。雖然不睡不睡還需睡，亦已一再提醒自己，每晚十二點必須收手，但還是常常做不到，就如今晚，又得破戒，惟有急急趕稿，希望能盡早上床去。

除了時間上的限制外，朋友的回應亦令我不斷深化有關問題的思考，只得繼續忍而不發。問他們，是否贊成政策取消，每個人都表示認同對自身有利，但我再問，會否擔心政府在強大的業界壓力下重新啟動有關政策，大家又不約而同地說，“如果政府要這樣，我也沒辦法！”我問，“難道你沒想過表態支持政府這一決策取向，為捍衛自身的利益做一點點功夫嗎？”他們又說，“做又有甚麼用呢？最終結果還不是一樣？”……

爭論未有結果，但我已不欲再爭辯下去了。為甚麼？明天再談！



掩耳盜鈴
2007/04/20

對政府有訴求、牽涉切身利益，相關人士會寫信去給傳媒、向議員求助、遞信或遊行請願大力爭取，但當某些問題、措施、政策和自身未有明顯直接的影響時，我們則會採取掩耳盜鈴的方式，任由其自生自滅。更遑論會透過自身行動來影響一些事件的走向。

所住附近的路口有工程，妹妹問我是甚麼，我答是在建行人天橋。她好驚訝，“不會吧，在那裡建天橋，根本不會有用的，行車天橋似乎有效一些……”然後她和爸爸開始就有關主題展開熱烈的談論。我說，“這一計劃出台已久，難道你們沒有留意嗎？大家沒有反對聲音，所以政府會如期落實。”

這就是我們澳門人介入社會的一貫模式：對於公共議題和事件，大家自有其一套想法，但絕少會透過公開途徑表達出來。那麼，我們甚麼時候才會走出來面對公眾呢？當已去到利益攸關的時候。近期，較為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爭取社保養老金下調至六十歲、爭取內地超齡子女來澳，行動一浪接一浪，聲音越來越強。平心而論，有關人士提出訴求有其合理成份，但聲音一面倒，卻最令我深以為慮。就以養老金問題為例，到底下調會牽涉到哪些負面影響？會否有更好的養老保障方式？這些理性聲音我們根本聽不到，這對社會發展又是否有利？

德國基督教神職人員Martin Niemoller在一九六八年舉行的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講出為何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可以一步一步地成功上台，最終隻手遮天的一番著名說話：“當希特勒攻擊猶太人的時候，我不是猶太人，所以我並不關注。當希特勒攻擊天主教徒的時候，我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並不關注。當希特勒攻擊工會和工業家的時候，我不是工會成員，所以我並不關注。跟著，希特勒攻擊我和我的基督教會，我的身邊已沒有人留下來，可以給我伸出援手。”到底澳門的發展會否步其後塵？

暫停置業移民乃有利抉擇

澳門日報2007-04-18

投資居留政策急煞，話停就停？移民政策朝令夕改，令投資者喪失信心？不惜幹預市場來回應民意、平息民怨？政策暫停對澳門經濟及行業帶來衝擊，甚至引發族群矛盾，令澳門整體和諧受損？這些都是政府宣佈暫停置業移民申請後，來自業界的反彈聲音，是客觀評價還是情緒反應，相信社會自有論斷。但面對業界的抨擊聲音，本人覺有必要對某些問題作一清晰的表述。

投資居留政策於1995年實施，在1996年和1997年先後修訂，不動產投資額由原來的兩百萬下調至一百萬。其後，政府在2005年提高置業移民的門檻，新增條件是需在澳門擁有五十萬元的銀行定期存款，學歷和家團成員方面亦作了一些限制。今年四月，政府決定暫停置業移民政策。可見，《投資居留法》實施十幾年來，已因應不同的社會環境作出多次調整，現基於客觀的現實情況及民間的訴求暫停有關申請，實有其脈絡可循，何以說朝令夕改？此其一。

未打擊投資信心

其二，2005年政策收緊後，申請人數一度銳減，但半年後熱潮再度複甦，申請者更較未修例前大大增加，全年接獲近二千九百宗新申請，較2004年增加一百多宗，有關數字更是2000年的六倍，以此可見政策的調整並未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即使現時取締不動產投資移民，據部分業者反映，並未對市場造成很大的衝擊，投資者沒有出現恐慌性拋售，仍相當看好本澳的發展前景。更有業者表示，措施可為熾熱的樓市稍為降溫，讓樓市得以健康發展。現實所見，樓價亦未有出現大幅度的下滑，打擊投資信心似言過其實。

其三，即使暫停置業移民，但該政策仍保留了重大投資計劃、專業技術或高級管理人員的居留申請，兩者繼續在吸納資金和專業人才方面發揮作用。以澳門現時的發展情況，應有條件吸納更為高質素的資金和人才來澳，故有需要強化和優化這兩方面的居留政策，提升本地區的競爭力。

置業移民負面多

其四，在坊間，有關政策被濫用的消息不斷，如親友間透過名義上的樓宇轉賣來助親友來澳；有人藉款移民取得澳門人身份後再透過工作還債；早期投資移民來澳人士，以數十萬元買來的房屋，現以一、二百萬轉手圖利等。政策的對象雖規限為第三國公民，但當中絕大部分人士實際上乃來自內地，直接衝擊國家的人口政策；更遑論有關人員來澳後可享用本地社會福利給原有居民所帶來的不公平感。

澳門人自身連置業安居的最基本願望都難以實現，難道還要犧牲大眾的利益來“養活”置業移民政策？難道今時今日的澳門還需為引入這些資金而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嗎？更何況，隨著房地產市場熾熱，炒風有越演越烈的趨勢，泡沫化苗頭已經出現，若任由情況發展下去，對地產業本身的穩健發展亦存添不利因素。

原政策作用已變

其五，置業移民政策是當年政府因應樓市低迷，透過人為干預的手段，以傾斜政策協助房地產發展，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經濟狀況，救市措施出台，社會亦只得接受。平情而論，有關政策確實使當時全澳幾萬個樓宇空置單位得以逐步消化，有其作用。但踏入2004年，房地產市場已轉趨活躍，隨著經濟發展日益蓬勃，本澳更漸成投資者的“移民熱土”，房地產價格亦隨之飆升，新落成樓宇動輒兩、三百萬，即使舊樓單位亦過百萬，遠超居民的購買能力。面對逆轉的樓市形勢，實在看不出仍有何理據要維持有關政策。

本人認為，公共政策的制訂、施行、暫停或取締，必須權衡其對社會的利弊得失，並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依歸。暫停置業移民政策，無論對澳門經濟、行業的健康發展以至居民的利益均為有利的抉擇。無可否認，政策的變動短期會對地產業界造成影響，但投資居留法不應只為樓市定鬆緊，更應以本澳的整體發展、以提高城市競爭力為依歸。現時，澳門正處難得的發展時期，特區政府應藉暫停置業移民申請的契機，推出主導性及選擇性較強的專才計劃，吸引高質素的專業人才來澳定居，以優化本地人口結構和提升城市競爭力。

相信是困難的

相信是困難的
2007/04/12


本來想就行政長官四月三日在立法會上的答問內容作一些點評，不過，綜觀會後各傳媒就有關議題的熱炒情況，又覺得有點意興闌珊，故改為寫點感受，聊作花絮。我經常自我反問，是政府過往的所作所為令我們對它失去信心？抑或是它的不作為令我們對它缺乏信任感？還是一些言論的指向令我們越來越無法相信政府？

行政長官在答問大會上就房屋問題提了一些構思：包括（一）社屋方面，三年可建四千間，五年內相信可達八至九千間；（二）經屋政策作出一些重大的調整，一方面會修訂不合時宜的制度；另一方面，房屋設計調整為集中興建T2和T3的類型；（三）研究引進新的機制，興建允許本地居民先租後買的新樓群，並以入住者的收入作為租金或樓價的標準，五年內約可提供一萬個單位；（四）四月四日起暫停置業移民計劃，不再接受新申請，已拿了“籌仔”的四千餘個個案會於未來兩、三年慢慢消化。

問朋友有何看法時，他第一句就說，“是因為民間迫得厲害，政府才不得不回應，開出這張空頭支票。”我說，“有回應不是比沒回應好嗎？五年的時間不長，是否空頭支票到時就可以驗證。”可能我這個人比較蠢，我寧願用善意的方式去解讀別人的行為和動機。我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能把我的想法強加給你，但懷疑是容易的，相信卻是困難的，我寧願聽其言、觀其行，也不想去妄加猜度。”

但我也想說，其實，相信的勇氣，我擁有的並不多，尤其在紛紛擾擾的政治環境中，日趨複雜的情勢早已超出我的判斷能力，能支撐我的往往只是一份信念。但信念不同信仰，我的立場並不見得堅定，我會動搖、我會退縮，只是，在不相信和懷疑之間，我寧願選擇後者，也因此只能時時在相信與不相信之間的懷疑跨溝中自我折磨。



埋怨是容易的
2007/04/13

我所處的機構，發展了幾十年，面對社會的急速轉變，已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問題大家都知道，喊改善、喊變革，喊了好多年，但問題依舊，有人激進，選擇了離開；有人留下，但越來越沉默；身為其中一員，我對許多問題都瞭如指掌，但只能束手無策，看著機構負責人的神色一日比一日凝重，我也越來越焦躁。大家都開始有點大智若愚，把問題一層層的往上推，似乎高層就有良方妙藥可以把統統的難題解決？結果呢？問題成了難題的死結！

身邊不斷有人跟我這樣說，這個機構已經不能再有所寄望了，當矛盾越多，這些聲音越強。我真的不知道，會否有朝一日這力量強大到足以讓我陷入失望的漩渦中，再沒有勇氣堅信它的明天會更好？如果連這份信念都丟失掉，我又能憑甚麼支撐著走下去？無法走下去，是否意味著要放棄？還是不寄望、但也不離開，繼續在失望、埋怨中不作為沉默下去？對不起，坦白說，無論身處哪一個階段，要我保持沉默，我做不到！

我所處的機構，某程度上和政府這個龐大機器相似，也因此，我經常在忖思：澳門現存的種種問題，是否只有政府有責任去解決？若只憑政府之力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應對？朋友說，“我不是你，你有不滿、你有意見，你會寫出來，但我沒有你這個能力！”我問，“你總可以透過適合你的方式，表達你的看法、發揮你的影響力，令這個個社會向好！”

但朋友說，他做不到，也不會去做。這就是我覺得我們澳門人、我們這一代的可憐之處！我跟朋友說，“對於我們的上一代，他們沒甚麼文化、對社會了解不多、每天為兩餐營營役役，我們無法對他們苛求太多，但我們這些所謂的中產人士，為何在埋怨以外，不能多一點建設性的聲音促使這個社會向上？”

雜談 隨感

雜談
2007/04/05


今期的專欄稿，一拖再拖，等把手頭上的工作趕完，差不多又到了交稿的死線。本來，構思中有多個專題可以動筆，只可惜，身患感冒的我，腦袋一直處於混沌狀態，根本無法思考，這一刻，其實只想逃離文字的“壓迫”。

如果問，人在甚麼時候最為脆弱？很可能會有很多種不同的答案，歌詞有這樣一句：“人在相戀時，原是最脆弱時候。”但此刻我好想答，病的時候其實好脆弱。除了需應付身體的病痛外，藥物的作用亦導致精神難以集中，虛弱得根本無法做事，而這個時候，才更為珍惜健康的時光。

最近跟一個中醫朋友聊天，她說，很多人年輕時都是以健康來換取金錢，到年紀大時再以金錢來換回健康，她寧願平衡一些，年輕時工作少些也不想犧牲健康，因為錢是賺不完的，健康才是最大的財富。

雖然道理人人都懂，但真的能做到的又有多少？包括我自己，雖然經常都向朋友嘮叨，小心身體多休息，但其實很多時連我自己都做不到，工作多的時候，連自己是誰、身處何地都會忘記。當然我未至於是為賺取更多的金錢而不惜犧牲健康，但卻時時因為責任而犧牲休息的時間，有時候也想問自己，為甚麼要這麼辛苦？中學時有一篇課文叫《最苦與最樂》，其中寫道：“責任未盡是人生的最苦，盡了責任是人生的最樂。”基本就是我的寫照，我想，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工作未完，無論如何都未能當作若無其事，也許我們這種人是天生的辛苦命。

同事問，身邊不少朋友都在轉工跳槽，有些還是短時期內連續多級跳，她對此深感疑惑，是否真的應為錢而跳槽？我說，人望高處水往底流，人之常情，在現時經濟環境較好有所選擇的時候，當然要選擇最好的。不過我補充，其實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追求，為錢也好、為理想也好，最重要的是要清楚自己的目標。

所以朋友問我為甚麼不做公務員員，我說，“因為自身的性格並不適合，而更大的問題是，我很怕公職架構的種種束縛，更擔心自己的棱角會令自己處處碰壁。”其實無論選擇甚麼工作，最重要是要做得開心，不是嗎？



隨感
2007/04/06

流浪，是一個對我有著特殊意義的詞，而自己亦一直都嚮往能過流浪的生活，但一本書，卻把我這個多年來的渴望澆滅。孟悅為北島《午夜之門》一書作序，其中有一段文字是這樣寫的：“（費里尼的電影劇本）《大路La Strada》所展示的是人類身心處境之一種；叫做‘流浪’──自知的與不自知的、無家可歸、無人與共意義上的流浪。與旅遊或漫遊不同，‘流浪’是人之間的離棄、被離棄乃至自我離棄造成的。”

是的，流浪的方式有許多種，但當我讀完他對流浪一詞的詮釋，我才深深感受到流浪二字背後的無奈與蒼涼，想深一層，絕大部分的我們並無需面對“被離棄”的殘酷現實，無論我們如何自我離棄、選擇流浪何方，仍能回到根之所在，比起北島這些名符其實的無家可歸者，其實已是相當幸運。

也正因如此，我對所處的地方有了更深的體認，亦因此而更有了一種“愛之深恨之切”的感情，對其種種不足和不公才懷有越來越多的不滿、憤怒和切膚之痛。而這些強烈的情感開始把我引向偏激的文路。這是因為，我覺得這是我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我希望透過深情的文字喚起社會對某些問題的關注，卻不自知地越走越偏鋒。

前幾日和一名舊同事閒聊，又說起所處機構的種種問題和陋習，她躁進的行為、偏激的想法，把她所有的理性和耐性都掩蓋，我從沒有懷疑她對機構的用心，但那一刻，仍處其中的我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思考，憤怒和偏激是否可以解決問題？那一刻，我在她的身上看到那個偏激的自己。

我記得，有一位前輩曾語重深長地說，希望我能笑著去走，我認同，但我做不到，而現在，我想是時候要努力學會輕鬆面對世事了。

順帶在此多謝寫信給我的讀者，謝謝你們的支持和鼓勵，我會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