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而不發 掩耳盜鈴

忍而不發
2007/04/19


當把這星期的工作趕完，又已到了周六的凌晨時份，專欄稿還未寫，只得繼續捱。

性格屬“唔激得”類型，一旦有某些傳媒報導或社會事件令我“火遮眼”，我就忍不住要拿起筆，或反駁、或評析、或陳情、或說理，寫文章來表明立場和盡訴心中想法。

政府在四月頭宣佈暫停置業移民申請，報章上評論不斷，包括：投資居留政策急煞，話停就停；移民政策朝令夕改，令投資者喪失信心；不惜干預市場來回應民意、平息民怨；政策暫停對澳門經濟及行業帶來衝擊，甚至引發族群矛盾，令澳門整體和諧受損等等。

但面對地產業界一連串猛烈的“抨擊”，我不斷提醒自己一定要忍，因為同事出差，這個星期只得一個頂三個，手頭上的工作排得密密麻麻，透過各方努力，慶幸還是應付了過來，但卻擠不出其他任何的時間來應對社會的種種是非。《訊報》專欄寫手了空，經常為寫稿而通宵達旦，令人佩服，但請原諒，這份忘我境界我還是達不到，因為體力和精神有限，若睡眠不足，翌日根本無力應付本職工作，所以只能捱到幾點就做到幾點。雖然不睡不睡還需睡，亦已一再提醒自己，每晚十二點必須收手，但還是常常做不到，就如今晚，又得破戒，惟有急急趕稿，希望能盡早上床去。

除了時間上的限制外，朋友的回應亦令我不斷深化有關問題的思考，只得繼續忍而不發。問他們，是否贊成政策取消，每個人都表示認同對自身有利，但我再問，會否擔心政府在強大的業界壓力下重新啟動有關政策，大家又不約而同地說，“如果政府要這樣，我也沒辦法！”我問，“難道你沒想過表態支持政府這一決策取向，為捍衛自身的利益做一點點功夫嗎？”他們又說，“做又有甚麼用呢？最終結果還不是一樣？”……

爭論未有結果，但我已不欲再爭辯下去了。為甚麼？明天再談！



掩耳盜鈴
2007/04/20

對政府有訴求、牽涉切身利益，相關人士會寫信去給傳媒、向議員求助、遞信或遊行請願大力爭取，但當某些問題、措施、政策和自身未有明顯直接的影響時，我們則會採取掩耳盜鈴的方式，任由其自生自滅。更遑論會透過自身行動來影響一些事件的走向。

所住附近的路口有工程，妹妹問我是甚麼，我答是在建行人天橋。她好驚訝，“不會吧，在那裡建天橋，根本不會有用的，行車天橋似乎有效一些……”然後她和爸爸開始就有關主題展開熱烈的談論。我說，“這一計劃出台已久，難道你們沒有留意嗎？大家沒有反對聲音，所以政府會如期落實。”

這就是我們澳門人介入社會的一貫模式：對於公共議題和事件，大家自有其一套想法，但絕少會透過公開途徑表達出來。那麼，我們甚麼時候才會走出來面對公眾呢？當已去到利益攸關的時候。近期，較為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爭取社保養老金下調至六十歲、爭取內地超齡子女來澳，行動一浪接一浪，聲音越來越強。平心而論，有關人士提出訴求有其合理成份，但聲音一面倒，卻最令我深以為慮。就以養老金問題為例，到底下調會牽涉到哪些負面影響？會否有更好的養老保障方式？這些理性聲音我們根本聽不到，這對社會發展又是否有利？

德國基督教神職人員Martin Niemoller在一九六八年舉行的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講出為何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可以一步一步地成功上台，最終隻手遮天的一番著名說話：“當希特勒攻擊猶太人的時候，我不是猶太人，所以我並不關注。當希特勒攻擊天主教徒的時候，我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並不關注。當希特勒攻擊工會和工業家的時候，我不是工會成員，所以我並不關注。跟著，希特勒攻擊我和我的基督教會，我的身邊已沒有人留下來，可以給我伸出援手。”到底澳門的發展會否步其後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