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的民主

華僑報　2012/02/28

坦白而言，對民主我也有過很長時間的思考和心路掙扎。回歸初期，面對香港和台灣的政治亂局，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深感困惑，難道這就是民主的真義？那麼我們澳門是否還要走這樣的路？《近距離看美國》系列叢書作者林達又為我提供了答案。


美國先賢傑佛遜講到，“讓我們用實踐來證明，老百姓完全有能力管理好這個社會，大多數人的意志才是人權的惟一捍衛者，這是每個社會的自然法則。也許大多數人的意志有時也會出錯，但它犯的錯誤是誠實、個別、暫時的。”

以此印證台灣以至世界各地由民眾自發爭取民主的歷程，思想開始有點“豁然開朗”──民主不是一蹴即就的，它有一個痛苦摸索的過程，有時甚至會犯錯，但假以時日，總會找到光明的出路。可以說，經過多年的思索，我選擇了相信傑佛遜、相信老百姓有能力管理好澳門，所以我認同議會應該增加直選議席，但我也對“民主”二字保持相當的警惕。

正如林達所言，“民主制度遠非是一個完美的制度，只能說是相對其他制度，被實踐證明是可行的、較好的制度。……民主社會制度是多數決定的制度，所以，仍然存在由於多數人的錯誤選擇，走上錯誤道路的可能。雖然，相比專制制度，它更多糾正錯誤的機會，不會在一兩個人的執迷不悟之下一條道走到黑。”

其實，現代民主國家，不論它是君主立憲制還是共和制，實際上都是代議制民主。也就是說，它都是間接的民主，都是由一些民選的、但基本是精英階層的議員和行政官員在代民議事。因此，在澳門理性力量仍未抬頭、對立派或少數派仍缺乏尊重氛圍的當下，我不會奢談甚麼“普選特首”及“立法會全面直選”的願景，反而認同一段時間內仍可保留一定比例的官委及間選議席。

與此同時，我更期待有智慧有勇氣對強權和民眾都保持應有的獨立和批判之精英階層出現。在林達眼中，“知識階層的所謂道德勇氣，一部分應該是表現在對強權的批判上，但更為困難更難做到的，是表現在他不迎合、不取悅於民眾上。”而這一階層才是孕育澳門民主之文明土壤；所以，現在我能做的只有等待和推動。

（政制發展探討之五‧完）
 

我憂慮的民主

華僑報　2012/02/21

眾所周知，“少數服從多數”，但美國先父傑佛遜告誡大家，多數派的意願並不是天然就合理的，即多數人的意願總是應該採用，但是那個意願必須公正而合理；而且，少數人也有同等的權利，必須受到平等法律的保護，如果加以侵犯，就是壓迫。


“多數人的暴政”對於你我都並不陌生。從希特勒手下一呼百應，把顯然是少數的猶太人送上滅絕之路的廣大亞利安德國民眾，到“文化大革命”中，極其普遍的，幾乎成為生活日常景觀的民眾私刑，甚至在習慣了以“平民憤”為“殺之依據”的時候，人們能夠熙熙攘攘、喜氣洋洋地擠在被送上革命祭壇的死囚犯的遊街車前圍觀，心安理得地享受著自己“大民主”的權利。

可見，民主制度是需要有一個相應的社會文明程度去配合的。這個“社會文明程度”，既是指處於社會上層的政治家、也是指身在底層的民眾。事實上，人類社會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是從文明積累最厚實的那個部分開始推動的（即上層）。底層民眾是社會的最弱勢，是最值得同情和關懷的群體，可是，通常人們閉起眼睛不看的是由於文明積累層的薄弱，底層同時也是社會最危險的一個部分。因此，看上去是以民眾為主題的民主，在它的源頭發展的時候，實際上卻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

美國的政治制度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典範，但其只是五十五位參與費城會議的代表“閉門造車”出來的。這一批美國的開國先賢一開始就約定，議事的內容、過程、結果都不能向外界透露。為何訂定這個表面似乎有違“民主原則”的保密規定？這是因為，這些政治精英們理智地承認一個事實，在民眾的文明程度對於充分民主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避開民眾可能發生的情緒激昂的非理性干擾，關起門來，理性制憲，再將這個理智的結果向民眾解釋、勸導、說服、獲得認同和批准，才是尊重民眾意願而且務實的做法。

可見，有時表面並不民主的做法，也許可能達致更民主的結果，關鍵是有否具備文明土壤。也許你會反問，既然對民主這麼憂慮，是否不希望澳門走向民主？篇幅所限，下周再談。

（政制發展探討之四）

民主缺乏制衡也會很糟糕

華僑報2012/02/14

上周講到，強勢行政主導之格局容許特區政府漠視對立派及少數派意見，不利澳門政治健康發展。其實，理性聲音的缺失，也是本澳目前政治生態失衡的一大元兇，這也是本人仍贊成議會保留官委及間選議席的一個原因。


議員透過直選方式產生固然民主，但在一個文明程度尚待提升的社會，缺乏足夠理性制衡的民主制度，容易受民眾不穩定情緒操縱，結果也可能一樣糟糕。

林達在《近距離看美國之四──如彗星劃過夜空》一書中講到，“民主意識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人性的覺醒，從而自然地引對底層悲慘狀況的同情和不平，進而為他們爭取權益。正由於這種同情大多發自有比較優越的社會地位、文明程度較高的階層，或者說發自知識階層，因此他們的民主意識從起源來說，都是帶著原罪負擔的，他們非常容易進入的一個誤區，就是會不由自主地要美化底層，以平衡自己的原罪意識。他們會在表達對底層苦難同情的時候，在贊美底層的時候，表現得煽情和誇張，以支撐自己的道德感。……在這種心態支配下走到極端，就會甚至連民眾不理性的行為也會加以認同。……結果就是以過激的平民認同和平民傾向，來達到心理和道德需求上的平衡。”

印證刻下的澳門，這種“民主化”的趨勢相當明顯。就以派錢為例，香港去年迫於政黨壓力宣佈派發六千元後，受到猛烈的輿論抨擊，爭得政策迴旋空間。但澳門呢？首年現金分享措施出台後，不少中產及知識份子私下皆表示強烈反對，但未見公開反對聲音，當中固然有冷對政治的因素，但我覺得更大的原因是社會尚未有容納“唔啱聽”意見的氛圍。連中產及知識階層都不敢稍有異議，試問這個一言堂的社會能有幾大程度的“民主”？又如何能苛求要爭取選票、向“市民”負責的直選議員是其是、非其非？理性力量哪有條件冒起？

民主制度是需要有一個相應的社會文明程度去配合的。假如沒有對於人性的醒悟和孜孜不息的對於人道的追求，民主的結果完全可能演變為對於少數人的暴政。這就是我所提出的要尊重對立派尤其是少數派人士訴求的原因。你認為，我們的社會有這樣的器度和氛圍嗎？

（政制發展探討之三）
 

對立觀點存在的可貴

華僑報2012/02/07


上周文章刊出後，有朋友問，為何我會冷待政制討論？我的回答是：悲觀政局的沉悶。行政主導下的政治體制，本應發揮一定制衡作用的立法會，現實中卻往往是自廢武功，當中不純粹是其直選、間選、委任的議會結構模式所致，更大的因素反而是議員的質素及立場取態自我局限了角色的發揮，這種格局不是增減議席、調整議席組成比例就能改變，而在可見的年期，這種狀況仍難有望打破。此為本人冷待政制發展探討的最大原因，也是本人提出二○一三年立法會維持現有議席的前提下，削減兩名委任、增加兩名直選議席，強化制衡作用之方案的原因，希望藉此強化議會對政府的監督。

特區政府十二年走來，為貫徹行政主導的政制模式，確保了行政長官強勢的政治地位。優勢是決策可以“快刀斬亂麻”，即使涉及重大利益爭拗，仍能在眾多“保駕護航”的機制內順利通過；但缺點是決策帶有很強的人治色彩，且不少重大政策由於有“護駕”，未必會認真聽取“對立派”、“少數派”的聲音，喪失了完善、優化、檢討的嚴謹環節；各種利益團體也未必需要及願意透過充分角力謀取共識，最終導致利益分配失衡、社會怨氣加劇，亦容易令施政走向極端。

林達在《近距離看美國之四──如彗星劃過夜空》一書中講到，“就個人來說，人性都是有弱點的，這種弱點也可能導致政治傾向走向極端。不論哪一種政治觀點的實行，都必須在一定的時間、條件和地點，維持在一個適度的分寸中，可是，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反對派的存在，對立觀點的存在，才是可貴的、必需的。對立的雙方如同一對孿生兒，他們彼此在避免對方走極端，而任何一個方向的極端都是危險的。如果沒有對立派，依靠自身來取得中庸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一點，相信澳門的行政長官和政治發展亦不能例外。而強勢行政主導之格局卻容許特區政府漠視對立派及少數派意見，這對澳門政治的健康發展極為不利。

（政制發展探討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