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六四事件五周年，當時亞視新聞部從一間西班牙電視台買了關於六四的紀錄片，被管理層禁播。潘福炎與另外五個同事不滿新聞自由被干預而辭職，人們後來稱他們為亞視六君子。此後，六君子成為香港傳媒史上重要的模範，每當人們談起新聞自由，說起傳媒人應有的風骨，他們都是經典例子。”
潘福炎，半生為新聞拼搏，二○○五年正式退休後，從此少涉獵傳媒事，連新聞也少看，他明言，因為不喜歡現在的傳媒生態，“新聞機構本質也變了，做新聞的原則失卻了，或甚至根本不是在做‘新聞’。做新聞，要balance（平衡），要impartial（持平），我真係覺得做唔到。最暢銷的報紙，非常bias。唔係報紙來的， 唔係新聞來的， 是propaganda （宣傳） ， 所謂的新聞都由propaganda 而來，他們認同一件事，就去鼓吹、去push。”（節錄自香港《明報》）
我是讀新聞學出身，也做過一年的記者，亦經常向傳媒朋友自稱為“行家”，但坦白說，這十年來看著澳門的傳媒生態演變，對潘福炎的話深有感觸。潘說，“老細教落，記者寫一篇嘢，對一個人有指控的話，你一定要畀機會他辯解。但這些最基本的原則，看來現在都出現了問題。”科班出身的我，雖然新聞理論都幾乎忘得七七八八，但是，新聞採訪最基本的“平衡”原則──要做到三方求證，這個要求我還是牢記在心的。不過，若以此標準來衡量當今的新聞報導，究竟有多少算是合格呢？
本文無意對新聞從業員作甚麼批評，我只想帶出一個觀點，荊其誠及林仲賢主編的《普通心理學》一書中寫道：“社會輿論一般是代表群眾的傾向和綜合意見。”傳媒作為社會輿論的主要推手，其對事件的報導角度和觀點，很大程度上左右著輿論的走向。“由於輿論本身有許多客觀的合理因素，因此很容易為大家所接受。”問題是，“社會輿論有時是自發地形成的，有時是有意識地制造的。”到底傳媒在操作過程中，是否“有意識地制造輿論”就成了很值得關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政府會否只憑傳媒來了解輿論取向、並作為施政決策的依據？這就真正要考為政者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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