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 八年五月十五日，本人“孺子牛”專欄結束語曾寫道：“離開並不代表放棄，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大家後會有期。”當時作這個決定，是因為預見生活上將發生重大變化，重新翻閱稿件，才驚覺，彈指間沒碰專欄寫作已三年多。回首這段時間，個人生活確實“翻天覆地”，經歷了妻子、母親的角色轉變，更“的起心肝”再上學堂攻讀碩士課程。為人妻、為人母，在工作之餘還要兼顧學業，壓力前所未有，每日可謂爭分奪秒地工作和生活。
既然這麼忙碌，為甚麼還要“重出江湖”寫專欄呢？因為，由始至終，我只是一個有筆的人，我缺乏蘇格拉底的睿智，更不可能像他一樣，以直指靈魂深處的追問方式，在雅典城走街串巷，像牛虻一樣，整天叮著他們痛處，不讓他們一刻安寧；有時甚至像電鰩擊昏獵物那樣，擊昏那些自信者的對話，或使那些混淆了指手劃腳與行動、饒舌與言語的人陷於麻木，通過和他們對話，使那些無憂無慮的人，也使那些謹小慎微的人進行思考。
筆是我唯一的權力。
感慨的是，蘇格拉底到死仍然堅信，無人有意作惡，如果他們做了，那只是出於無知。在他看來，雅典城邦的統治者和管理者並沒有多少治理國家大事的經驗，“蠱惑家” 或智者可以憑他們過人的演講術來左右公民的情緒，利用公民的多數，鑽營自己的私利，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是，城邦的命運全訴諸偶然性。所以，他用自己的生命來喚醒雅典人的良知，用他的實際行動來實踐他所提倡的德性。
二千多年過去了，令人痛心的是，當時體現在雅典公民身上的無知品格，在今天的各個國家裡依然如故，統治者缺乏德性的問題依然沒有改善。大家似乎仍像安於問題現成答案的懶漢，在昏睡的狀態中駕馭歷史前進的馬車。如龍應台所言：“搭便車是容易的，但總得有人開車，而且是清醒地開，因為上車的可能是一群盡情完成自我、狂歡歸來的醉客。”
我並非好的車手，但卻希望時刻保持清醒，以我手寫我心，貫徹“包拗頸”的性格。你有權不認同我的觀點，但我必須捍衛寫的權利。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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