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今日毫無疑問是一大強國，但它成立之初只是一個極為鬆散的國家，這個“弱政府”模式經過四年的實踐後，當時的政治精英們意識到有必要建立較強有力的政府，故於一七八七年在費城召開制憲會議，修改政府的組織模式。修改邦聯條款牽涉到平衡協調十三個州的利益，因此，代表們為每一條規則爭得不可開交，而整個會議最大的僵局，就是未來國會代表的產生方式。小州希望，參眾兩院都採用以州為單位的等額代表制；大州則要按照人口比例推選代表。雙方僵持不下的話，會議就會流產，合眾國就會分裂。分裂造成流血、混亂呼喚專制強權──能否避免重覆這個在世界上一再出現的景象？全在當時的代表手上，正是他們有這種歷史責任感，在最後關頭各自接受了妥協方案。
為了這個方案，他們每個人都放棄了很多自己原來主張的東西，而這樣的放棄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美國的建國者讓自己、也讓後人看到，政治是可以達成妥協的。後來，美國人幾近虔誠地把這次妥協稱作“偉大的妥協”，一代代地作為最基本的公民教育，告訴自己的孩子。他們期待後代的美國人，都能重視並學會以這樣的智慧，來處理他們的分歧和利益之爭。也就是說，這是民主性格的培養。此後，美國人的政治生活逐漸養成了這樣的習慣：他們認識到，社會各個利益集團往往是天然地相互衝突的，所以要讓大家在國會都有自己的代表，把各自的要求講出來，公開地爭辯、討論，最後，各方退讓、妥協、達成協議──因為整個社會的成功，還是依賴於各個不同利益集團的合作的。
一直明白，政治是需要妥協，但看完林達所寫的《近距離看美國》之系列叢書，我才發現政治是可以妥協的。但妥協的前提應是不同利益群體遵從遊戲規則各抒己見，在充分的政見交鋒中謀求共識，而不是毫無原則的退讓、或堅持寸土不讓，更不是以強壓弱。今天，澳門在討論未來政制發展的重大問題上，美國建國者在費城會議中所顯示的政治智慧實在值得我們參考。想問一下大多數沉默的澳門人，對澳門未來政制發展，你有意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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