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量採用本地生產的食材以縮減食物里程的經營理念卻為他（香港舊大埔警署素食餐廳主廚）帶來不少挑戰。例如香港夏天盛產番薯苗，慣常總是炒熟來吃，可是確實有點平凡單調，於是廚師想到將番薯葉烘乾成脆片，化身成美味零食，極具創意。再例如香港夏天盛產秋葵，廚師遂將秋葵加入紅扁豆湯內，令原本略嫌‘鞋口’的紅扁豆湯變得順滑可口。愚見認為，盡量採用本地生產的食材對廚師而言固然可以視為一種限制，但是因此而啟發的創意泉源和廚藝昇華卻是千金難求，那不是一般想要什麼食材就打電話給供應商訂貨的廚師能臻達的境界。”
大篇引用上述香港《明報》的文字是希望以限制為題，再探討一下最低工資落實可能面對的挑戰和機遇。因為法案討論至立法期間，一直都有人大聲疾呼：“擔心因最低工資引起的管理成本增加，帶動管理費加價潮，不僅產生更多大廈管理衝突，更憂慮業主管理委員會解散，管理公司亦未能收取足夠管理費而退場，使各區大廈面臨管理真空的狀況。”
其實，類似憂慮在香港討論及實施最低工資時亦有出現，當時的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表示，“若最低工資訂為二十元，殺傷力不大，但若訂在二十元以上，便會對就業、競爭力及長遠投資都有影響。”“廿蚊論”備受千夫所指，連所屬的自由黨亦宣佈與他劃清界線，迫使他最終要開記招向公眾道歉。但於二○一一年五月實行最低工資的香港，已由當年的廿八元增至今年的三十二點五元，官方的評論是“運作暢順，整體就業市場維持平穩，低薪僱員收入持續得到改善。”
我的觀點是，經濟的運作自有其規律，優勝劣汰，懂得創新、提升的企業自會適者生存，而在限制中而啟發的創意泉源和技術昇華，則會令行業不斷提升、優化，這樣的經濟發展才會推動澳門社會向前。否則，一味依賴廉價勞動力，只會令行業死氣沉沉，何來健康發展？而現時最低工資立法訂定的三十元時薪、六千二百四十元的月薪，是接近個人最低維生指數乘以贍養比率（約一點七）的水平，意即一個人工作養家所需的最低金額，這只是一個打工仔最卑微的要求，仍談不上甚麼尊嚴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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